一
２００５年４月，中央编译出版社引进并出版发行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创作的长篇传记文学《龙夫人》。传媒在评介这部书时，曾以《再现另类慈禧》为题，介绍了出版此书的初衷：“此前西方读者从濮兰德和巴克斯合著的《慈禧外传》和《清室外记》中所了解到的慈禧
《龙夫人》一书是否真正写出了一位“另类慈禧”姑且不论，但书中所一再提及的为西方读者所熟知的英国人濮兰德和巴克斯，以及由他俩合著的《慈禧外传》，大多数中国读者却对其所知有限，倒是拍卖活动中出现的一则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该书在国内外的影响：２００４年初，在中国书店举办的大众书刊资料拍卖会上，由中华书局１９１５年出版的这本《清室外记》与美国女画家凯瑟琳・卡尔女士写的另一本《慈禧写照记》刚一亮相，当即受到了人们的青睐。拍卖前，我国学者贾英华先生曾委托他人，想以一千至三千元的价位竞拍，可是当竞拍进行到十几回合，价位升至三千元后，贾的委托人退出。最后，这两本书为美国泛太平洋集团公司总裁潘思源先生所获。潘先生此次本来未到现场，但当他转辗得知贾先生求购此书的迫切心情及其在晚清史研究中的成就时，当即割爱，将其按成交价转让给贾先生。
显而易见，《清室外记》问世近百年，已经在海内外产生出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和影响。
二
英国人濮兰德?Ｊ．Ｏ．Ｐ．Ｂｌａｎｄ?和巴克斯?Ｅ．Ｂａｃｋｈｏｕｓｅ?联手合作的《慈禧外传》又称《太后治下的中国》，出版于１９１０年；他俩的另一本同题材书《清室外记》出版于１９１４年，英文版书名为《北京宫廷的编年史和研究报告》。由于这两本书皆问世于清廷覆灭的前后，所以甫一问世，在西方世界就赢得了一片喝彩。读过这两本书的西方人士都认为，因其“在所有揭示慈禧太后谜一样的性格特征的书中，它们最接近真相。”因而在发行上一炮走红，销路大增。尤其是《慈禧外传》，在短时间内便成为１９１０年度西方世界最为抢手的出版物，仅在出版后最初的１８个月里就重印了８次。
《慈禧外传》中所描绘的慈禧，不仅是个主宰着几亿人口大国的女独裁者，而且是个邪恶堕落而淫乱不堪的性变态。濮兰德和巴克斯津津乐道地讲述了她宫闱生活的离奇细节：诸如她如何用下了毒的糕饼干掉宫廷内的竞争对手，她怎样把那些假太监留在宫里以供她进行性娱乐……不一而足，特别能激发起人们一睹为快的心理；再加上巴克斯多次透露书中所叙之事，都是他从清廷中那些深知内情的官员那儿听来的，且他本人又通过庚子事变搞到了一些宫廷秘密档案。他宣称书中内容绝对可靠。
当时的《纽约时报》就曾评论《慈禧外传》说：“此书堪称权威之作，因为它所依据的事实，全部编译自宫廷档案和太后管家的私人日记，对于这本书即使是匆匆一瞥，也能感受到它卓越的品质……或许，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中文档案向世界披露过，也没有哪个人对中国官场生活的真相有过比这更详尽的反映。”另外，还有一家杂志《观察家》评论说：“很少有哪一本围绕国家档案所写成的书，能像这本书，如此可靠、如此丰富、如此引人入胜。”
事实上，自从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迫切地希望了解中国；而早在濮兰德和巴克斯之前，已经有不少清宫题材的出版物在西方流行。这些出版物的作者几乎都是在中国生活过的外交官、军人、传教士、商业代办以及他们的妻子。在这些人当中，如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夫人、美国驻华公使爱德温・康格的夫人莎拉・康格、苏珊・唐莉夫人（英国使馆一等秘书的妻子）和美国画家凯瑟琳・卡尔等，都曾因种种机缘不止一次地会晤过慈禧，所以由她们撰写的文章也都具有相当的可信度。然而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众多西方的男性评论家对其所作出的“无知而琐碎”的评价。人们似乎更乐意于传播濮兰德和巴克斯关于慈禧性格和宫廷秘闻的描述。从某种意义上说，濮兰德和巴克斯笔下的慈禧，更能满足这些人的癖好，因而大家宁可将这个女独裁者看作是一个用堕落、腐败和阴谋统治中国几近半个世纪的暴君、一个天性狡诈、性欲旺盛的“丑陋的老巫婆”（莫理循这样称她）。
三
１９７７年，牛津大学现代史教授休・特雷弗・罗珀（Ｈｕｇｈ Ｔｒｅｖｏｒ－Ｒｏｐｅｒ）撰写的《北京隐士：巴克斯爵士的隐秘生活》一书在美国出版，揭露出《慈禧外传》作者之一的巴克斯作伪者、欺诈者和一个不折不扣骗子的真实面目。
据该书透露，巴克斯出生在英国兰开斯特的一个教友派信徒家庭里，其父是巴克莱银行一位董事。作为家中的长子，巴克斯从小就养成了狂野粗暴的性格。精神抑郁症对他的长期折磨，扭曲了他的人格，当他在牛津大学的默顿学院求学时，成为一个同性恋者。然而，他也才华横溢，尤其在文学和语言方面几乎是个天才。巴克斯最终因为巨额债务及其他丑闻没能完成在牛津的学业。１８９９年初，２５岁的巴克斯带着几位英国权贵的介绍信来到北京，希望能凭藉其超卓的汉语表达能力在罗伯特・赫德（Ｓｉｒ Ｒｏｂｅｒｔ Ｈａｒｔ）管辖下的大清国海关总税务司谋一个职位。由于海关早已人满为患，赫德对他表示爱莫能助。
当时，《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乔治・欧内斯特・莫理循（Ｇｅｏｒｇｅ Ｅｒｎｅｓｔ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正好需要一位翻译，于是巴克斯做了莫理循的助手。莫理循来自澳大利亚，早年曾因徒步穿越澳大利亚而名声大噪；后来他又从北京出发，途径云南去了英属缅甸，并于１８９５年出版了一部名为《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的游记，因此被《泰晤士报》聘为驻北京记者。莫理循不懂汉语，以前他只是依赖李鸿章的美国秘书毕德格来为他译述一些中国的官方消息，而李鸿章又十分乐意利用他巧妙地对《泰晤士报》施加影响；自从巴克斯来了后，莫理循如虎添翼，更好地施展其采访才华，巴克斯也逐渐在北京站住了脚。
１８９８年夏末，戊戌变法正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慈禧突然于９月２１日从颐和园回銮紫禁城，并迅速宣布临朝“训政”的诏书。这时，莫理循却在外地旅行而远离北京。所以，在“百日维新”彻底失败、“六君子”被捕和就戮的事件发生以后，他这个消息灵通人士竟对事件的起因始末一无所知。结果，《泰晤士报》只好靠巴克斯来想方设法维持其来自中国的报道。
事后查明，《泰晤士报》的这些电讯有许多是巴克斯凭空虚构的……直到事件发生的７６年后，休・特雷弗・罗珀才根据他发现赫德生前留下的７７本日记，以及当时众多尚未公诸于世的材料?包括莫理循和巴克斯的未公开的日记?郑重宣布：１８９８年《泰晤士报》所发出关于中国的大部分报道和新闻电讯，都是巴克斯和莫理循“为了维持他们在北京的生计”，伪造或杜撰。
休・特雷弗・罗珀是西方现代史研究著名专家，他出版于１９４７年的《希特勒的末日》使之一举成名；《北京隐士：巴克斯爵士的隐秘生活》，是他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完成的一部重要历史学著作。
四
巴克斯与濮兰德联手合作《慈禧外传》之事，始于１８９９年。当时，巴克斯结识了身为《泰晤士报》派驻上海的记者濮兰德，由于濮兰德还兼任着上海国际租界市政委员会的秘书，汉语非常流利，所以巴克斯与他一见如故，过从甚密。
１９００年初夏，义和团运动爆发，６月２１日，清廷对各国发布宣战诏书。随着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中国的“庚子事变”成为当时世界上万众瞩目的事件。当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仓皇出逃的康有为在经上海和香港流亡日本时，濮兰德出过不少力，并且对康有为做过比较深入的采访，所以他以为自己拥有向外界诠释这一事件来龙去脉的专利；而此间巴克斯也自以为对清廷具有更深程度的了解。他俩一拍即合，决定顺时而动，利用人们对慈禧狰狞嘴脸的想象和臆测，开始着手编写《慈禧外传》，以期通过惊爆一位邪恶女暴君秘密生活的内幕，给西方人增添一份谈资。
《慈禧外传》的出版，在中国首先引起了时任上海开浚黄浦局总办之职的辜鸿铭的极大愤慨。在这个既聪明透顶又怪诞固执的小个子老头儿看来，濮兰德和巴克斯?辜文译作白克好司?极尽讥嘲揶揄之能事，而又煞有介事地将有关慈禧的阴狠残暴，擅弄权柄，腐化奢糜，龉龊肮脏的种种传闻予以充分刻画的下流作法，不仅意在满足西方读者对慈禧近乎“窥阴癖”的阅读需要，更主要的还是试图通过羞辱君主的手段，来诋毁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实卫士，辜鸿铭对于濮兰德和巴克斯及其《慈禧外传》的憎恨，首先出于他钦慕西方人士对于王室和国君荣誉那种生与俱来的珍惜和尊崇，因此，他对慈禧也倾注出了一种难以尽言的复杂感情――联系到他在慈禧６８岁寿诞庆典时私下里所作出“万寿无疆，百姓遭殃”的“颂辞”，再重读其在《中国牛津运动之内情》中动辄便称“已故皇太后”谀辞，便不难体察到这位古稀老人当时的冲动与亢奋的心境。
新文化运动领导人之一李大钊尝言：“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吴宓亦称赞他道：“辜氏久居外国，深痛中国国弱民贫，见侮于外人，又鉴于东邻日本维新富强之壮迹，于是国家之观念深，爱中国之心炽，而阐明国粹，表彰中国道德礼教之责任心，乃愈牢固不拔，行之终身，无缩无倦。”在辜鸿铭的心目中，对国君名誉与形象的维护，也即是对国家和民族尊严的捍卫，殊不知这样一来，竟使他在激愤于中国积弱积贫的热血志士眼里，成了一个在慈禧面前卑躬屈膝的封建卫道士。
此前，辜鸿铭苦于职微位卑，他自己从未见到过慈禧，因而时常为缺乏第一手资料而懊恼不堪。他听说与自己同在湖广总督衙门任幕僚的老搭档、原太仆寺少卿裕庚的女儿德龄所著《清宫二年记》一书已经问世的消息时，当即便找来一睹为快，并立即为此书写了一篇英文书评，《评德龄著〈清宫二年记〉》，投寄给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国际评论》。
辜鸿铭一向自视甚高，终其一生似乎从来没有认真夸奖过谁，对当时西方世界那些目空一切的所谓汉学家们更是痛加挞伐，讥诮尤甚。其《评德龄著〈清宫二年记〉》能够以非常诚笃、质朴的口吻赞赏一个初出茅庐的中国女子，在当时造成了一种轰动效应。以他的初衷而论，原本旨在通过德龄的亲身经历，来向世人重塑他心中慈禧的美好形象，并藉此来反击濮兰德和巴克斯对慈禧的歪曲和误解。所以，辜鸿铭在这篇文章中一改坚决反对将“欧式社交女性”引入中国的顽固主张，满腔热情地称德龄为“新式的满族妇女”，并极力推崇《清宫二年记》道：“这部不讲究文学修饰、朴实无华的著作，在给予世人有关满人的真实情况方面（尤其是关于那刚刚故去的高贵的满族妇人情况方面）要远胜于其它任何一部名著。”
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辜鸿铭都只是在被人们视作一个言行怪诞的“蓄辫斗士”而受到讥诮和嘲讽，慈禧就更是承受着历史的无情鞭笞。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不仅几乎没人怀疑过濮兰德和巴克斯《慈禧外传》的史料真实性，而且所有描写大清帝国最后岁月的文字材料，包括那些学术文章、人物传记、通俗作品，甚至是近几年刚刚隆重推出的一些电视文献专题片，竟都将该书当作重要的资料来源予以征引。正如《龙夫人》的作者斯特林・西格雷夫所说的那样：“骗子已经被揭露，但他伪造的材料至今还在充当学术的基石。”
五
事实上，对于濮兰德和巴克斯二人《慈禧外传》原始史料真实性的怀疑由来已久，仅我国当代著名近代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丁名楠先生?１９１７～１９９９?就曾以《景善日记》为突破口，揭露了巴克斯?丁先生译作白克浩司?伪造或杜撰重要史料的劣迹。
１９８１年秋冬之交，丁名楠去英国访问，曾到伦敦英国图书馆东方书籍及手稿部借阅《景善日记》原稿本。他经过深入查证发现，所谓《景善日记》原本就属子虚乌有。日记的文本，始见于《慈禧外传》中的第十七章；而作为该书作者之一的濮兰德曾经透露：他自己并没有看到过这本日记的中文稿原本。
景善（１８２３～１９００），字?亭，满洲正白旗人，同治年间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七月二十一日，八国联军已侵入北京，当晚他即被其长子恩树推坠入井溺死。出现于《慈禧外传》中的《景善日记》，据悉是１９００年８月１８日，即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的第四天，由巴克斯在景善书房里得到，此后又由他译为英文再刊载于《慈禧外传》中。后来，濮兰德征得巴克斯的同意，将日记的英文译稿赠大英博物馆，并于１９２４年在某报刊上发表。濮兰德还说，事后他问过巴克斯关于日记的中文稿原本一事，巴克斯推说因生计困难，早已将其卖掉了，或者是不慎烧掉了云云……总之，除了巴克斯以外，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第二个人见过景善日记的中文原本。
１９１４年，《慈禧外传》由陈冷太译成中文交中华书局出版，景善日记才被介绍进中国。此后，这部日记便引起国内众多研究中国近代史学者的重视，征引者颇多。丁名楠早就发现，在抗战的前一年，即有位上海的英籍记者刘逸生?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ｅｗｉｓｏｈｎ?在《华裔学志》杂志上撰文指出，无论是从其发现经过还是从外形、内容上看，《景善日记》都应是伪造的；而由１９４０年出版的《燕京学报》，又发表了程明洲撰写的专文，指出这部日记所记诸事日期多有与历史档案不相符合的诸多证据。为此，丁名楠撰写出《景善日记是白克浩司伪造的》一文，发表于《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４期上。
在这篇专论中，丁名楠简要回顾了《景善日记》自刊行问世以来所出现的种种质疑和诘难的过程，然后他抓住庚子事变时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及吏部尚书刚毅与景善的相互关系，结合众多详实可靠的历史档案，确切认定：“景善日记是假的，白克浩司发现日记的整个过程也是假的。”丁名楠断言：“它不过是白克浩司为了蒙骗人们故意玩弄的花招而已。”
随后，丁名楠还以大量的史料记实说：“白克浩司惯于弄虚作假，伪造文件。他声称发现李莲英日记，从１８６９年进宫当太监到１９０８年慈禧死为止，先后四十年，内容比景善日记更精彩、更重要，但从不肯示人。他自称是‘外国的荣禄’，与慈禧有私情，保存了她给他的一些私信。”至于后一点，斯特林・西格雷夫更是对这种无耻谰言作了彻底清算。他说，“?巴克斯?对于这些和太后之间的荒唐性爱游戏的放肆铺张，以及关于他们之间遭遇战的荒诞不经的详细材料，使得他在精神彻底失常情况下的极度兴奋的性幻想变得令人生厌。开始于几十年前的被视为机智、淘气的讽刺作品（伪装成了历史），如今退化为疯子的涂鸦。”
总的说来，学术界对于巴克斯的清算尽管迟了一些，但毕竟还是非常有价值的――至少，从此之后在中国可能不会再有那么多人拿《慈禧外传》来“戏说”、抑或是“正说”什么事了。虽说斯特林・西格雷夫的《龙夫人》是否确实“真实还原慈禧”还有待学界进一步的认定，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像巴克斯那样仅凭猜测臆想和作假伪造来胡乱编排别国史料的民族沙文主义下流作派，已经被清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龙夫人》〔美〕斯特林・西格雷夫著，秦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４月版，３９．５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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